对于住在我家对面的阁楼上的先生的事情，我总是多留意几分。
那位先生刚到这里的时候，提着一个落满了灰尘的皮箱，不时扶一扶头上的旧礼帽，似乎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诉说着疲倦。房东克伦特老头打开房门后，露出他豁口的牙，手指暗示着小费。那位先生不像以前的那些因为穷困潦倒而不得不租下这破旧阴暗阁楼的租客那样露出愤怒和羞耻的神色，他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从大衣的口袋里摸出几枚硬币放在那贪婪的手掌上。
“哦，我得说，您真是一位慷慨的绅士！您的眼光也比那些家伙好多啦！这间屋子，它足够安静，足够隐蔽，也没有小小的动物带来的烦恼。即使它不够亮...嗨！这有什么呢！反正这城市里也不见阳光。我可以向上帝保证，除了偶尔会有一点点水渍，您在这儿绝对比唐顿街上的老房子住得舒心！”克伦特喋喋不休的自我夸耀始终没让那位先生颦起的眉放松一点儿，目光只严肃地审视着阁楼。
那种神色直到我凭借着资助离开贫民区上了大学才再次见到，盘旋在诸多刚刚从实验室里离开的教授脸上，那是带着智慧光芒的思索神情。
后来我经常能在上工回来的深夜见到对面阁楼的灯火。那位先生的窗只在白日里敞开，肮脏的窗檐上摆着一小盆不知名的草木。偶尔，灰白色的稿纸露出了一角，我那时认定那位先生应该是一名作家。
当然，他和住在我家楼下靠给小报撰写下流八卦的汉顿不一样。先生既不会对着别人吹嘘自己混进了哪个子爵的宴会，也不会由于欠酒钱被人拖到门口的水沟里暴打，那位先生一直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拜访。
极少数的，我记得的一件先生离开了他的阁楼的事情。那是发生在十一月的一个雨天的早晨，阴冷、潮湿、街道上雾蒙蒙的，连贵族老爷们的靴子都沾上了泥浆。所有人都惶惶地躲在屋子里等待黑色洪流般的军警部队从城市的这一头呼啸而过。先生难得的与其他租客一同在大厅里喝咖啡，皱着眉听其他人呼呼喝喝地谈论着不切实际的东西，不时往咖啡里加奶，一句话都不说。
直到——搜查官终于敲响了我们的房门，克伦特老头过于阿谀的态度让那个搜查官更加不耐烦，于是他粗声粗气地警告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出去之后就跟上了其他人。那时我似乎看到那位先生无声地松了一口气，随后巧妙地融入了众人低声的对新国君的窃窃私语中。
大搜捕，反对党，维新派，大公的密探...这些词句在首都的市区里，哪怕是我们这种最低廉不过的小公寓，也并非不可见闻。但无论谁都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
那位先生，在我看来，他可能是这里唯一明白这个国家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人。因为我曾经捡起过他的手帕，虽然洗得褪色，边角有些破损，上边精致的刺绣却依旧高傲地维持着身为上流人物的体面。
并且，那金色和银色交织的图案，正是那天清晨如流云般席卷过街道的马车上的标识。
我把手帕还给了先生，那其实应该算是我们唯一的交集了。